常生说：“大川，我们都很自私，都没有勇气向组织说明情况，给你伸冤，因此，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安宁过，我们的良心始终在受谴责，你相信不相信？”
　　范大川点了一下头说：“你为什么不问我做了些什么事要让你身败名裂？”常生说：“我不想问，你能在心里永远放下这笔债，我愿意。”他说得很诚恳。
　　原来范大川出狱后回了一趟庙湾，10年铁窗磨灭了他曾经强烈的仇恨，但他还是要弄清楚那场“捉奸”的来龙去脉。本来他准备申诉的，可是他不想让桂珍再一次受伤，于是他走了，去了东北。盲流一样漂来漂去，直到1987年他才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，并结婚生子。可他心里从来放不下1973年除夕的那场屈辱。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，我可以原谅桂珍，一个山村女子爱惜名声。
　　最终让他决心报复的是1996年，他母亲去世了，他千里奔丧，可他倔强的父亲不让他进家门：“你是头牲口，你还有脸回来？”他了解到夏常生当了主管城建的副县长。那时他已有一家自己的公司，积累了几百万元的资产，回东北后，他找了一个心腹兄弟阿雄来鄂南找机会，一是在经济问题上搞倒他，二是在男女问题上搞倒他。让夏常生知道被人在背后陷害是什么滋味。
　　阿雄的确是个人才，在鄂南不到一年时间就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，同时跟夏常生成了朋友。当时县政府斥资300万元扩建政府宾馆，十几家建筑公司都挖空心思想承建，最后夏常生与阿雄签了合同。阿雄多次给他送礼都被他拒之门外。宾馆竣工之后，阿雄送5万元的红包给他，他三番五次让阿雄拿回去，阿雄说一点小意思，不肯收回。最后他交到县纪检委。阿雄给范大川打电话说，这人不爱钱。范大川指示他在女人身上做文章。
　　阿雄多次用美色引诱夏常生，但还是失败了。阿雄对范大川说：“夏常生是块铁板，再这样折腾他我有些不忍心，他是可以做朋友的那种人。”
　　范大川说得很缓慢，却让夏常生听得不寒而栗。
　　夏常生终于向桂珍说了那件事的前因。他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瞒着你，我怕你受不了，我一直珍惜你爱护你，开始有些补偿的意思，但后来却不是这样，我们相互很深地爱着，你说是不是?”
　　桂珍无声地哭了，现在她还能说什么?
　　夏常生和桂珍决定为大川洗刷罪名。他们写了材料，叙说了那个年月的那桩荒唐事，请求法院重新审理这桩“强奸案”，他们说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。这样无疑让别人知道县长和县长夫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过去，但夏常生已经管不了这些了，要给大川洗掉冤屈，他只能这样。这几十年的包袱，他要彻底放下。
　　1998年10月，法院经过调查取征，判决范大川无罪，刘桂珍被免于起诉。
　　当夏常生把这个消息告诉范大川时，范大川说：“常生，我想不到你放下了县长的脸面，桂珍也敢去面对那件事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他不由哽噎了。
　　夏常生说：“你过年回武汉吧，带上妻儿，我和桂珍要向你老父亲请罪，把他的儿子清清白白地还给他。”